再来说钟相。
钟相在起义之初，确实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样的政治纲领。
可势力壮大了以后，钟相和其核心部下杨幺等人，渐渐背叛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宗旨，衣食住行无不穷奢极欲，甚至连睡觉的床都要金玉镶嵌，而其部下士卒和治下百姓却困苦潦倒。
钟相他们这种作法，又如何能长久？
所以，当李衍得知岳飞将南宋东南部的绝大部分疆土都攻打下来了只剩李成和钟相所占的部分地区还没有归属大中以后，已经在已得疆土上安排好了能官干吏的李衍，就暂时将目光从东南地区收回来，然后将目光又投到了川陕地区。
其实——
形势即使是到了南宋彻底失去陕西、蜀地的大门被中军打开，宋军还是可以有一些回旋的余地的，毕竟，蜀地是出了名的易守难攻，又粮草丰富，关键是，宋军虽然遭逢大败，但其实还有十几万兵力。
可就在这时，张浚又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张浚不考虑他自己的过失，而将战败的责任全都推诿给了都统制刘锡和最先溃逃的赵哲，然后先将前者贬为海州团练使，安置在合州闲居，又将后者斩首问罪。
最关键的是，张浚还将他们好不容易才收集起来的溃兵军团给解散了，让他们分守各地。
这无疑是一个昏招。
要知道，此时，北山系虽然被中军攻破了，但宋军现在其实还可以集中兵力扼守六盘山，保有六盘山以西的广大地区。
如果宋军这么做，那他们的战略纵深不会变得如此狭窄，也因此还能有点翻盘的机会。
可张浚没有这么选择。
但话又得说回来，张浚这么选择，也有他的理由——此番大败，让宋军的粮草尽失，没有了粮草支撑，张浚除了解散军团，其实也没有其它太好的办法。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南宋灭亡的消息传来，伴随这个消息一块来到的，还有赵构和潘太后联名下的投降命令。
与此同时，吴玠也亲率大军杀入蜀地。
一面是南宋灭亡了的事实。
另一面是漫山遍野的凶悍中军将士大举杀过来。
再加上，还有赵构和潘太后给的投降借口。
最重要的是，李衍所建立的大中政权，是汉人政权，不残暴，无苛政，相反还很得民心，总之，大中并没有甚么难以接受的。
所以，中军所过之处，大批大批的宋军将士选择走出关隘投降。
这就导致，中军一入蜀地，就势如破竹。
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军就打到了兴州。
丢了陕西以后，张浚就逃到了四川，在兴州将川陕宣抚处置使司的牌子重新张挂起来，随后张浚做出了扼守蜀口力保四川的决定，并深入部队，到处哀死问伤，作自我检讨，选拔优秀军官担任要职，想要以此来稳定部队，给南宋留一口气。
不成想，这才短短几个月时间，吴玠就打到了兴州。
张浚想继续往西逃，逃去阆州，然后继续抵抗。
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川陕宣抚处置使司退到了兴州之后，张浚想起了被贬责的曲端，十分内疚！
但是，张浚又不愿承认当初贬责曲端是错误的，而是采取间接肯定曲端功劳的办法，宣布：“以富平之役，泾原军出力最多；既退却之后，先自聚集；皆前帅曲端训练有方。”
张浚定下的这个调子，为的是既不伤他自己的面子又能重新任用曲端。
起初，张浚打算任命曲端为左武大夫，兴州居住，以便随时任用。
可是后来，因为曲端以前太过刚愎自用，得罪了太多的人，这就导致，不少人在看出来了张浚复用曲端之意后，纷纷跟张浚说曲端的坏话，阻止曲端东山再起，有人更是跟张浚说：“曲端再起，必然对张公不利。”，吓得张浚打消了启用曲端的念头。
见曲端如此不得人心，树敌森多，确实难以维系川陕宣抚处置使司的内部团结，张浚便准备，不撤销对曲端的处分，不起用曲端，但也不再惩罚曲端。
这对张浚来说，原本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对曲端来说，也不失为是一个较好的结局。
可曲端一案随着其社会影响的扩大，已愈来愈复杂了——一方面，四川士人拼命的为曲端喊冤，都说当初如果由曲端挂帅，不至于输了富平一战，也不会使川陕线的形势变得如此之差；而另一方面，忌惮曲端复起的势力，又逼着张浚非严惩曲端不可；再加上，中军入侵的脚步越来越近，其内部需要统一。
于是，张浚决定对曲端痛下杀手！
张浚召集幕僚讨论这个问题。
在会上，吴瑜起初并未吭声，但到后来，他见张浚迟迟下不了决心给曲端定罪，便在自己手心上写下“曲端谋反”四个宇，出示张浚，迫使张浚下令以谋反罪逮捕了曲端。
而曲端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不向关中图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一句，分明是指责赵构不思进取，实属大逆不道。
于是，曲端便被张浚关进了恭州监狱。
张浚还特意命与曲端有仇的武将康随任夔州提点刑狱，专门审理曲端一案，并授意康随在狱中害死曲端，以消除后患。
康随根据张浚等人的意思，先派狱官设法亲近曲端，骗取了曲端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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